中世纪阿拉伯魔典《贤者的目标》（Picatrix）记载了一些操作规则，要求魔法师在日出或日落时进行祈祷和熏香，面向初升的太阳举起橄榄核，或者将鹰嘴豆在月光下放置一夜后于日出前涂抹橄榄油。这些操作都要求在昼夜交替的短暂窗口内进行，这是它们共同的时间条件。书中解释道，日光会干扰夜星灵体的运作，黑暗会干扰昼星灵体的运作；唯有在晨昏蒙影的过渡状态中，昼与夜之间的严格法则暂时搁置，操作者才能同时触及双方的灵体。
这种时间的阈限背后，还隐含着更为基础的空间阈限。在神秘学传统中，特定的桥、洞穴、帷幕和魔法圈充当着意识经历根本性转化的“之间”区域，其意义超出了普通的物理场所。从古代秘仪到二十世纪的混沌魔法，不同的传统发展出了各自的阈限技术，这些技术背后蕴藏着同一个深层模式。
理解这一模式，可以借助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和维克多·特纳的仪式理论。范·热内普在1909年出版的《通过仪式》中揭示，各种文化中的通过仪式，包括成年礼、婚礼、丧礼和入会礼，都遵循分离、边际（阈限）和聚合的三阶段模式。个体先脱离原有身份，进入旧身份已被剥离、新身份尚未获得的模棱两可时期，最后以新身份重新融入社会。在不同仪式中，三个阶段的比重各有侧重。葬礼偏重分离，婚礼侧重聚合，而入会仪式的阈限阶段则最为发展，有时甚至“发展出自身的自主性”。
特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范·热内普的模型做了多方面的推进。他将阈限描述为“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正常的社会结构被搁置，等级被颠倒，规范被颠覆，情感范畴被混淆。入会者往往处于“白板”（tabula rasa）状态，被动接受群体知识和智慧的刻写。他还发现，阈限阶段会催生出他称为“交融”（communitas）的人际关系模式。参与者抛弃常规社会角色，在共同的边缘体验中建立起平等而深刻的联结。此外，特纳区分了部落社会中义务性、集体性的“阈限”和现代社会中自愿性、个体性的“类阈限”（liminoid），这一区分为理解阈限形态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关键视角。
将这一理论视角运用于具体传统，首先可以看到古希腊厄琉息斯大秘仪中“桥戏”的阈限机制。入会者从雅典沿圣路行至厄琉息斯，途中必须跨越凯菲索斯河上一座长而狭窄的桥。据神话地理，此桥是冥界精灵出没之地，游行队伍在此遭受袭击，恐怖与虔诚相互交融。查尔斯·斯坦因指出，这种恐怖“不是象征性的隐喻”，入会者的“能量、虔诚和对启蒙的热忱与纯粹的恐怖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一群化装的嘲弄者上前拦阻，模仿和嘲弄当地显贵，其中一个名为鲍波的形象，以掀裙露体的淫秽举动引人发笑。鲍波在神话中正是以这种方式打破了德墨忒尔哀伤僵局。恐怖与淫秽共同形成了一套统一的阈限技术。社会等级被公开嘲弄所颠倒，性别规范被鲍波颠覆，安全感和羞耻感这两个最基本的自我边界同时消解。这便是特纳所说的“反结构”，入会者从城邦日常的规范框架中脱嵌，进入对体验高度开放的白板状态，为随后在圣殿中即将发生的终极显现做好了准备。同时，共享的惊怖与笑声使入会者之间形成临时的交融，他们暂时抛下雅典公民的身份，成为共同经受转化的无差别群体。桥戏清晰地体现了范·热内普的三阶段，即离开雅典的分离，桥上遭遇的阈限，以及进入圣殿获得显现的聚合。在这里，桥直接承载了转化过程，入会者必须投入全部身心去经历它的恐怖与笑闹，转化正由此而发生。
狄奥尼索斯秘仪中的洞穴是另一类阈限空间。入会者在夜间进入封闭而神秘的洞穴，通过狂舞、饮酒和出神技术将自我交付于神，最终携带口令返回现世。洞穴的黑暗、秘传性和忘我实践共同形成了阈限发生的环境，其程式同样遵循分离、阈限和聚合的步骤。在厄琉息斯和狄奥尼索斯这类早期形式中，阈限总是依赖特定的神话地理学标记，必须在一个被圣化了的物理位置上展开。
这种地点依赖性在神秘学随后的发展中逐渐淡化。美索不达米亚人将智慧与魔法的本源定位于阿普苏深渊，一个处在天界、地表与冥界之间的第四层宇宙领域。阿普苏已从具体的洞穴上升为宇宙秩序中固定的阈限层位。这一转变在卡巴拉传统中达到了体系化的高度。法国密传学家让·杜布伊在《神秘知识的基础》中绘制了一幅意识地图。在这幅地图中，十个意识层级被三重大帷幕划分为四个存在领域。第一道是深渊帷幕，隔绝永恒领域与时空领域；第二道是帕罗克特帷幕，分隔日曜星灵世界与月曜星灵世界；第三道是生死帷幕，分隔月曜星灵世界与地球物理世界。出生就是灵魂穿越生死帷幕进入物理世界，死亡则是反向穿越。每一道帷幕的跨越都意味着意识品质的根本转变。在这里，阈限已由特定的桥或洞穴，转变为绘制在意识地图上的边界。卡巴拉传统完成了阈限从特定地点向宇宙论知识的内化。
等到中世纪的魔典传统兴起，阈限进一步转变为可由个体按规程营造的人造空间。英国魔法学者戴维·兰金对跨越七百年、约五十种魔典来源的比较研究显示，魔法圈拥有一套高度稳定的构造规则。其核心元素包括提供空间围合的圆形边界，以四字神名等神名作为不可穿透的基础，将圆形与方向系统连接的等臂十字标记，守卫四方的四位天使，以及分别发挥保护、调用宇宙力量或约束灵体功能的五角星、六角星和三角等几何徽章。正如十五世纪魔典《赫普塔梅隆》所概括，魔法圈是“由操作者创造的、用以安全执行召唤的阈限区域”。圈内外的边界具有单向不渗透性，灵体不得进入圈内，人也不得踏出圈外。违规越界的后果在多个来源中被描述为灵体攻击、精神崩溃乃至死亡，这从反面表明了圈内与圈外在存在层面的真实差异。魔法圈的出现标志着阈限空间概念的转折，阈限从此可以被主动营造。借助几何、神名和祝圣，操作者能在任何平地上将它创造出来，而不必受限于某个既有的神圣地点。
二十世纪末的混沌魔法将阈限的内化推向了更深的层次。英国魔法师彼得·卡罗尔在《空无之书》中提出了看似悖谬的命题，他指出，“启蒙永远不能按照某种固定公式进行。没有两个候选人会有完全相同的需求、能力和短处。任何试图以固定公式进行启蒙的组织都在展示非凡的缺乏感知力和想象力。”由此，他设计了由考验、赋权、引入和“意外”组成的反公式化启蒙体系。意外是核心要素，团体须策划某种强烈震惊候选人的事件，颠覆其原有的预期，迫使其暂时脱离原有认知框架，进入模拟死亡与重生的阈限状态。恶作剧因此被视为启蒙仪式的世俗化遗存。为保持意外的不可预测性，卡罗尔拒绝在书中提供具体示例。在这套实践中，阈限的触发已从外部设置转而主要依赖内部技术。通过呼吸控制、感官剥夺、极端身体姿势（如“死亡姿势”）等出神技术，身体本身成为阈限的源头。卡罗尔提出的泛心论假定（万物皆有意识）为这一转向提供了哲学支撑。在此假定下，任何空间都能被赋灵，因而任何空间都可以通过意志激活为阈限空间。阈限至此已从特定地点的属性和仪式技术的产物，转变为意识的普遍潜能。
然而，深度的内化也带来了新的危险。美国作家、赛特神殿高阶成员唐·韦布在其论文集中警告道，如果个体可以随时随地在意识中自主生成阈限，就可能对通过仪式的公式上瘾，“喜欢阈限状态的自由，从未花时间重新与世界连接”。在范·热内普的模型中，聚合是阈限的目的；可当阈限高度内化后，聚合却成了可选阶段。一个无法重新聚合的阈限主体，恰恰逃避了启蒙最终的要求，即带着转化后的意识返回日常世界。韦布由此给出了悖论性的解答。他认为，最高层次的启蒙者，“最终，室不再被需要”，学会了在任何地方产生阈限所需的集中状态。阈限的最高境界在于自身成为阈限，这意味着超越了对阈限空间的精熟运用。
回顾这些传统中的各种阈限实践，厄琉息斯桥上的反结构、卡巴拉帷幕的宇宙论固定、魔法圈的可营造方法以及混沌魔法的内在化技术，呈现出一种清晰的演变脉络。它们从嵌入社会结构的义务性地点，逐步转向半嵌入、半脱离的形式，直至发展为高度独立的个体化类阈限。这四种形式至今共存，并不构成线性的替代关系。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阈限空间构建出一个局部区域，让因果律暂时退让，操作者的意向性可以直接塑造实在。它的效力源于这一区域的建立，与联通何种超自然实体并无必然关联。范·热内普和特纳的理论视角帮助我们辨认出这一跨传统的统一模式。神秘学知识最终呈现为一种技艺，它关乎如何在客观宇宙与主观宇宙之间建造并安全穿越本体论边界，这一特性将它和单纯的信仰教义区分开来。这一技艺的最高形式，或许如韦布所示，就在于让自己成为那道边界。